英国首相：中东局势严重升级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当事人恒定率先被德国采用，我国台湾地区亦采此方式。

唯有当排除规则适用之理由特别强时，方可逾越规则径行裁判。其二，法哲学旨在复杂化而非简化论证。

这是一种前理解，虽有风险但却必要，因为人们要知道接下去向哪个方向努力，尤其是证据查明的方向。[92]为此，我们需要更好地整合法哲学与部门法教义学，致力于两者的一体化。[35]Engisch, Logsiche Studien zur Gesetzesanwendung, 2. Aufl., 1960, S.3. [36]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7页。体现在法律适用的基本模式上，这造成了法律适用究竟是以涵摄模式还是以等置模式为核心的争论。[72]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当前婚姻关系已因确定判决(如本案之离婚判决)而消灭，而善意无过失之第三人因信赖该判决而与前婚姻之一方相婚，嗣后该判决又经法定程序(如再审)而变更时，导致后婚姻成为重婚时，是否仍应认为该后婚姻为无效？与本案相关的是法律规定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88条第2款和985条，两者合在一起构成这样一条规则：有配偶而重婚者，其后婚姻无效。

边防法的其他条款虽然规定了其他限制条件，但射手的行为并没有超越制定法容许的范围：如，它规定人的生命应尽可能被珍惜，但并没有要求在一切情形中都珍惜生命。当然，在常态下简单案件的场合，由于对相关法律规范的效力不存在疑问(所以效力问题尽管始终存在，但在简单案件中却被自动忽略了)，按照现有的教义学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包含效力之)法概念与法律实践的关系体现得并不明显。[25]袁曙宏：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我国法治建设回顾与前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期，第4-9页。

其次，立法上长期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也不允许全国人大常委会过于经常使系争法规被废止或撤销。[27]在1527件中，有1116件是针对司法解释的。因此，针对行政法规所开展的审查更能全面地反应法规审查制度的实效。[57]参见李勇钢：《专访律师浦志强：为什么呼吁废除劳教制度》，载《华商报》2012年11月23日，第A1版。

最后，在处理方式上，采用制定机关自我纠错(修改)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撤销)相结合。(作者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

因此，在加大备案审查工作力度的同时，要注意方式方法，积极主动与制定机关沟通交流，了解情况，反馈意见，达成共识，尊重制定机关劳动，提高审查监督实效。[49] 其实，如果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样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5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缺乏从制度过渡到现实的阶梯——程序保障。

对于这些重要机关而言，申请权名为受益，实为负担。胡星斗教授于2003年6月提出建议，其时机与孙志刚案相似。因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筛选机制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曾提到，在以往的工作中，对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贯彻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它们经常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提出，要求予以解答，同时它们又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法规备案的单位，因此立法法赋予它们提出审查要求的权力。

[33]为叙述方面，下文统称为重要国家机关。提出审查《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申请人潘洪斌毕业于温州大学瓯江学院法学系。

[79]参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被动审查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即有权的国家机关由于与自身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而怠于行使这一权力，而非有权主体却只能提出法规审查的建议——这一建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任何拘束力。

在维护团结、求同存异、强调合作的宏观氛围下，重要国家机关无法克服心理障碍而主动地参与法规审查活动。五、结语 法规审查制度是极具本土化色彩的制度设计。具体而言，重要机关可以通过询问答复程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反映其所发现的规范冲突问题，法工委再将这些问题提请委员长会议讨论后提交常委会会议决定。但是，与行政法规相比，地方性法规的影响面毕竟有限。在诉讼制度中，原告资格、诉讼时效、法院受案范围等都是行之有效的筛选机制。我们期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启动审查程序，要求有关部门修改或废止这样一个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政法规。

[40]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26、27条。(参见前注[1])这些个案的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审查制度的运行实效。

[14]徐向华、林彦：我国《立法法》的成功与不足，《法学》2000年第6期，第2-14页。同时，当年7月，葫芦岛劳教人员张斌被殴打致死，也曾引起媒体的关注(当然，关注程度无法与孙志刚案相提并论)。

三个个案反映了一些共同或类似的实质性要求。但是，法规审查的实际启动和顺利运行却需要诸多法外因素的配合，特别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治系统为其提供某种润滑剂和解决问题的恰当时机。

针对劳动教养制度，胡星斗教授曾于2003年、[64]贺卫方、茅于轼等学者曾于2007年[65]分别提出类似的审查建议，但均未对该制度的存废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重要国家机关保持沉默也是合情合理的。[37]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作者简介：林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38] 由此可见，程序设置存在差异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控制申请流量，而控制流量的原因则是审查能力的不足。原《立法法》第9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 在实践中，上述规则的将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某些主体提出审查请求意味着其自身的立法质量存在问题。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近乎来者不拒的系统。[15]也有学者则详细罗列剖析了审查的启动阶段、立案阶段、审查阶段、修改或撤销阶段等各个环节所存在的程序及实体漏洞。

上述三个问题之所以制约着审查请求的提出，其背后更为根本的制度原因在于审查机制本身。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

也有深深的失落，我们期望的违宪审查程序可能就此搁浅。[58]尽管有些学者更希望法规审查的整个程序链条一体地运转起来，包括更希望看到直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撤销权，[59]但由制定机关直接废止系争法规本身也是审查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立法者最乐见的审查工作模式。《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均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由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立法机关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由于该项权利至今始终处于冷冻状态，且在可预期的未来也很难有激活的可能性，其规范功能无法得到发挥。

最高立法机关对国务院的依赖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9]有关制度演变过程，参见钱宁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历史、现实与趋势，《学海》2007年第3期，第130-134页。

[47] 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就承担监督这些规范的法定职责，其理应积极履行这一职责，而无需其他主体为其提供监督线索，否则将意味着常委会怠于履行监督职责。[8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8年)。

[86]有关筛选机制比较法资源，详见郑磊，见前注[81]。换言之，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的申请程序，所有针对法规与上位法之间冲突关系的审查建议在理论上都可以被提出并获得受理。